历代递建的长城，总长度已经超过5000公里，它们犹如一条条气势磅礴的巨龙，翻崇山、越峻岭，穿草原、涉沙漠，跨河海、越绝壁，起伏盘旋，奔腾飞舞。它的军事防御功能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作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伟大创举的遗物，仍具有一种特别能够振憾人心的历史沧桑感和雄奇、阳刚、悲壮的审美特征。从旅游的角度看，古代长城无疑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有价值，最具观赏性的人文景观之一。关于这一点，国内外从未有人提出异议，而1978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长城旅游热潮，也已对此做了有力的论证。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关于是否有必要修筑长城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方面有不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主张大修长城，以满足某种特定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另一方面，又有包括了皇帝在内的许多人激烈反对和批评修筑长城。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也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对修筑长城所带来的沉重徭役的痛恨。同样，对于长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长城的文化象征意义，人们的认识也始终没有统一起来。誉之者认为长城在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是最伟大也是最有效的军事防御手段，完全肯定了广筑长城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最实际和最合理的选择。
长城是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力量的象征。贬之者的意见主要是反对统治者役民暴政，主张治边要以仁德。他们不赞成以暴虐的手段，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期构筑这道永备的军事防御建筑，指出应以修仁德服敌和以众志成城御敌为根本。有人还认为长城是巨大的悲剧纪念碑，是保守、封闭、退缩无能的标志，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产物，是“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的院墙，是一个“限制文明空间的环。”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则把长城说成是一条国界线，这是不堪一击的谬论。
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都要首先承认，我国古代的万里长城，是整个人类建筑史和军事史上的奇迹。我们的先民们，在极端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凭借着较为原始的工具，完成了极为艰巨复杂的长城施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其次应当看到，长城修筑的直接原因虽是军事的，但其深层原因却是文化和经济的，在它们那巍巍的身躯之上，不仅鲜明地体现出了构筑者们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寄托着人们的向往与追求，而且还反映着许多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文信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注意区分长城历史作用的主流与支流，避免简单化与片面化的倾向。无可否认，确实有人希望把长城变为所谓的“胡汉天堑”，表现出了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我们认为，长城的修筑并不是我国古史上的哪一个或哪一些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归根到底，长城的修筑是受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类型及民族关系发展等因素所制约的。就某一历史时期修筑长城的具体的、直接的目的而言，当然都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但其侧重点也并不一致。有的是服务于扩张领土的需要，如汉武帝的河西长城；有的是为了炫耀武力，如隋炀帝所修的长城，但更多的是侧重于防守。我们还应看到，长城在历史上实际发挥的客观作用，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长城修筑者们原来的主观愿望和单一的功能，因而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较为详尽的表述。
（l）长城是保卫中原农业文明与和平生产环境的屏障。长城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在“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3战略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战略防御措施，这是修筑长城最直接和最明显的作用，它在军事方面的巨大功效，始终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功能。两千多年来，围绕城墙展开的攻防之争，构成了古代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一系列的守城战略战术体系也由此而产生。
纵观全部长城的修筑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和避免战争，以求得人们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最本要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原王朝无力控制北部辽阔的荒漠与草原，而又不得不随时提防游牧部落的南下侵扰。既然无法彻底清除飘忽无定的对手，又要时刻防备突如其来的偷袭，那么，广筑长城对中国古代大多数历史时期来说，便不失为一种实际而有效的选择。
从今天古长城的遗留情况来看，也大体上分布在农牧区的自然分界线上。应该说长城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对于中原农业文明所起到的安定与和平的保障作用，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在冷兵器时代，长城的防御作用是卓有成效的。游牧民族长于骑射，尤其是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纵横驰骋，锐不可挡，骑射水平高超，远非中原汉兵所能相比，但攻坚步战则非其所长。横亘在骑兵面前突兀而立的高大墙体，使其弃长就短，优势化为劣势，长城的确起到了屏障作用。
为什么许多朝代的政治家们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来修筑长城？难道说他们的构想和举措都不明智？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下面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城的御边作用。汉代的晁错，建议汉文帝大修长城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势力强大，常常犯境，“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所以，他建议徙民实边，“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设立城邑”4。北魏时期，一名叫高闾的谋士给朝廷献策道：“北狄，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者不能内逼……，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5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认为，要巩固自身的统治，要防止外族势力的侵害，就要构筑长城进行防御，以消除不安定的因素，增强人们的安全感。
从下面的一些具体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长城的抗敌御边作用。秦朝“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6汉武帝“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7而后晋以降，中原地区之所以屡遭北方游牧民族洗劫，主要是因为石敬塘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辽，使长城的东段完全处于辽境内，当长城失却屏障作用后，千里中原沃野直接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兵锋之下，致使中原王朝陷于被动的困境。
长城作为防御工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消极的、保守的、封闭的防御。秦皇、汉武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胜利时构筑长城的，这说明他们是积极的防御。例如汉朝修筑河西长城以及玉门至罗布泊一带的亭障烽燧，就是在战略上进入攻击状态时，随着兵马的不断向前挺进，并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基础上进行修筑的。正如英人斯坦因在此考察之后所指出的那样：“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作为大规模的前进政策的工具。”
但是，我们也不否认，长城在军事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交战双方的物质基础、力量的对比和官兵的素质、装备，战略战术的应用，更重要的是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是否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等，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历代王朝在用将得人、用兵得法的前提下，长城对于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那不可替代的防卫价值，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2）长城是一条推动北方地区经济开发的杠杆。纵观中国古代北疆开拓发展的历史，大多与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有关，可以说长城起着经济的杠杆作用。围绕着长城的修筑，以及为解决守城将士军备给养而实施的军屯、民屯和徙民实边等措施，均刺激了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
修筑长城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仅秦汉之时，累计投入的兵民当近千万之众。秦朝在大将蒙恬率领几十万大军打败匈奴之后，遂以军队为主力修筑长城。秦始皇还证调了大量的民夫，后来又在长城沿线设置12个郡，承担起维修长城和防守的重任。秦始皇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即着手加强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戍以充之。”9并以“拜爵一级”为奖励，“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垦戍边防。”10可见秦朝就已揭开了屯田戍边、开发边区的序幕。
汉代由于修筑长城的时间较长，曾有多人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西汉晁错两度向汉文帝献徒民实边策，他提出“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目以备之”。
只有募民实边，才能“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而且兼收“营邑立城”，开发建设边疆的功效。11此后武帝时的桑弘羊、宣帝时的赵充国相继提出军屯戍边的主张，在解决“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同时，也起到“缮乡亭、浚沟渠，”“益垦溉田”，垦殖边疆的作用。12他们的建议先后被汉政府采纳接受并组织实施。西汉时期屯垦规模十分可观，自汉文帝至汉武帝时，西汉政府曾多次将内郡人口迁往边郡，多至一次调动塞卒60万，移民70余万，分布范围遍及北疆诸多战略要地。这些移民和戍守长城的军人一起，开垦荒地进行农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但加速了边区的经济开发，还节省了政府的大量军费开支，而且大大减少了长途运输之苦，实为两全其美之策。
在今天的甘肃、内蒙古、辽阳等地，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秦汉时期的遗物，如铁犁、货币、衡器、量器等，基本与内地的相差无几，说明这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是移民带去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边郡及居延城”也在实施赵过的代田法，“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人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说明当地同样在实行封建租佃制生产方式，数以千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辽阳、河西三大新经济区。
汉昭帝时还“发军屯西河”，“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发人民屯欧脱”等。汉代新设置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也都实行了屯田制。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汉代设“戊已校尉”，统率西域军队，管理屯田。在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的轮台县，设“校尉”城，这是汉代“使者都尉”的驻地，也是屯田之所。汉河西垦区农业也很发达，敦煌汉简记录了敦煌一郡即有存谷一万多石，包括莎车、疏勒等地“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13西河郡以西十一郡因“物钱谷”富足，还曾“调有余”赈济“困乏”灾区。14足见边区的粮食不但自给自足，而且有了不少节余。
汉代的河西长城对于活跃西北边地贸易、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王朝与西域诸国之间的使节，曾频繁行走在这条路上，促进了当时的贸易活动。除了“赂遗赠送，万里相奉”之外，汉王朝使团沿途的消费，也影响着当地的经济生活。汉使有时又肩负着直接贸易活动的使命。某些外国来使也是“实行赏赐贾市”的“蛮夷之贾”。这些交易活动，都是依恃河西长城得到行旅安全保证的。
这条东西贯通的大道，又有为往来使团提供后勤供应的作用。河西长城的建造还为当地民间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中原到大西北去的戍边屯垦的军事移民，往往把内地出产的织品和衣物等，向当地吏民出售，用来购买和换取当地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互通有无。这种贸易活动无形之中也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
北疆交通网络最初也是直接由于构筑长城防务的军事需要开辟建立起来的。道路通畅，交通发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又是进一步促进经济活跃的前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是运输粮草装备、调集兵马的一条大动脉。这无疑对于加强边区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确实发挥了刺激北疆经济开发，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北疆交通主干中既有沿长城走向联结北边重镇的干线，又有关中直通漠南的大道。此外尚有沟通西域、塞北的阳关、羌中、居延等要道等，构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使得屯田实边军民以及大量的生产资料、生活用品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北疆。这条条道路犹如一道道经济大动脉，繁忙的运输刺激了北方经济的发展，这都是凭仗长城防御体系所提供的道路交通之便。
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的成功经验，被后代尊崇为“先代之良式”。15所以此策基本上为后世所沿用。例如北齐“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16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17明初军屯更发展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真所谓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18历代所采取的徙民实边、军屯、民屯等措施，使边区的不少地区大有“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繁荣景象。以长城为核心向两侧、特别是向外辐射的许多处女地得到开发，变为塞上粮仓。另外，中原历代王朝在长城沿线开设的马市贸易，成为和边民交流的重要渠道，往往由此发展为边境重镇，促进了边疆的繁荣。
最后，我们再看看长城对北方经济和中原经济建设所起到的保护作用。通览长城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哪一个朝代，只要在得力的朝臣边将主持下，充分发挥长城的御边作用，就会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以明代为例，嘉靖年间蒙古贵族俺答屡屡驱兵南下，前后杀略吏民剽人畜以亿万计。”19给当时的经济发展以重创，可见边防失修所酿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而隆庆万历年间增设城防，有效地进行抵御，并进而促成汉蒙和议后，仅从直接经济开支来看，即每年“所省征调不啻百万。”20如果我们再把这一时期由于和平环境使北方长城沿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所创巨大效益计算在内的话，其经济效益是无可估量的。这仅是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可以想见，在长城修筑二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长城对北方长城沿线及中原经济、农业文明的保护作用是多么巨大。
（3）长城是一条民族融合的纽带。长城不但起到了防御和促进北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还促进了汉族与北方各族在封建文明基础上的凝聚和融合，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纽带作用。
北疆各族与中原地区的人民都很清楚，国内民族间长年的仇杀和征战，带给广人劳动人民的只能是巨大的灾难和无尽的痛苦。
而民族间和平往来，融洽相处，经济上相需相靠、联为一体，疆域稳定、边防巩固，人民生活安定，人人安居乐业等，才是他们共同的最终愿望。不可否认，围绕着长城这条防线，北疆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业民族也曾发生多次的冲突与战争，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是短暂的。北方的游牧贵族，当他们在军事上无法在短期内战胜中原王朝，而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充自身单一经济的不足时，才会出现一个较为长期稳定的和平交往的局面，长城防线正是促成这种格局出现的重要保证。
随着长城的修筑，中原王朝在边区设立郡县和新经济区的兴起，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这种交往和交流主要是通过和平互市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各民族各政权关系融洽时期，长城的各重要关口以及边塞各城镇，都成了经济交流的驿站和互市贸易的市场。汉武帝时由于加强了长城的防线，所以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1的和平交往景象，这就为汉与匈奴之间长期稳定发展正常的互市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汉宣帝时终于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局面。明代在长城沿线开设互市贸易的规模更大，例如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蒙汉之间实现“封贡互市”后的半个世纪里，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呈现出了“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商贾夜行”22的民族团结和睦的气象。汉蒙双方除了开设官办的贡市、关市、马市以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间贸易也很活跃。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当时张家口一带居然有“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的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和繁荣景象，为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长城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在中国历代都有所表现。公元前5l年南匈奴归汉，实现了中原农业区的华夏汉族与北方畜牧民族的汇合，这便是中华民族的形成之始。建国以后在内蒙古阴山一带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汉与匈奴的和平往来，并没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军事堡垒所遮断。西汉时期，王昭君慨然北嫁匈奴，在民族团结的友好史上，留下了令人称颂的篇章。在唐代，唐太宗大破突厥军后，使数十万降众居住在边境长城沿线一带，设置六个都督府，任命突厥人为都督。突厥人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崔颢的《雁门胡人歌》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在两军对垒的唐与吐蕃之间，仍然呈现出的一种渐趋融合的形势。“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了的民族较高的文明所征服，”金元时期，雁门关外由起初的“不植桑榆不种麻”，到后来的“生民何处不桑麻”，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的规律。明朝与北部蒙古族的关系也比较紧张，但不乏友好往来之举。例如元室之后，明代蒙古族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俺答汗与其妻三娘子，先后为蒙古族右翼首领。在两人参政期间对明朝采取和平友好的政策，积极推行边地贸易，主张和平互市，促进蒙、明友好。明在长城沿线开放“马市”，表现了汉蒙互相依存、渐趋融合的密切关系。清政府采取怀柔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了长城一带的民族大融合。
长城带不间断的大规模民族融合，使汉族和北方民族之间最终形成了“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交融的亲缘关系，这正是长城防线发挥了凝聚、联结的纽带作用。
因而我们说，长城是在农牧民族的碰撞与融合中，树立起的一座民族融合的不朽丰碑。
（4）长城是一座文化艺术的宝库。长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宏伟壮观的文物之一，积淀和凝聚了极为深刻的文化内涵。长城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复合作，它不但铭记着民族的心理轨迹，涵盖了种种时代的社会人文信息，“长城还包括作为物质实体客观存在的物态文化，反映了长城南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冲突与融合的制度文化，围绕长城制定的战略战术及从中体现的军事思想，作为构筑运用长城重要配套措施的军屯、民屯、商屯中体现的经济思想等。”
在长城出现的2000多年来，以长城为中心，长城南北各民族的文化交叉与交流，不仅丰富了各民族各自的文化内容和中国总体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长城是“有形的文化界线，乃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是人类经济活动所交织的巨大文化之索。在这条文化线的周围，即长城分布的主要地区，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地带。长城沿线既显露出边塞的独特风貌，也存在与中央政权紧密联系同一的一面。长城作为传播封建社会文明的文化带，也对游牧民族邻近长城地区半农半牧中间过渡地带的生产、生活方式以重大影响，使这一地带的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以长城为中心，南北文化的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例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修建赵长城，号召国人学习“胡服骑射”，进行南北文化交流。今天的赵长城遗址及其出土的匈奴族金冠、金牌和一系列的青铜文物就是明证。秦汉时期，长城南北文化进行了空前的对话与交流，在长城沿线发现的秦权、诏版，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单于和亲瓦当，还有闻名遐尔的昭君墓等，均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在当时的长城一线，有胡化成份的汉人，也有受农业文化熏陶的胡人，由于他们之间接触交流，缓和了游牧与农业文化接触时的冲突。边疆民族文化逐渐被先进的汉文化所融合，不仅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也增强了汉文化的活动力量。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与民族发展的次第，是自北而南的。边疆民族的入侵，也以北方与东北方的南下为主潮，甚至说我国的历史，是由北方、东北民族与中原文化交织而成，亦无不可……长城，奠基于秦代，显耀于两汉，形成隋唐以后中原文化对东北与北方民族势力消长的关键。它可以说是中原汉民族的前进基地，也可以说是中原民族与儒教文化的门户”。24在距农耕文明腹心地区以北千里之遥的长城沿线出土的大量文书、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就证明了长城文化带的确实存在。
长城内外出土的大量文物和遗留下来的诸多名胜古迹，以及长城本身都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精华之所在。例如，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下游黑城东南发掘的居延汉简，被誉为本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四大发现”之一。汉简中绝大部分是长城边塞地区文书，记载了汉代此段长城的城堡、关城和了望台等三个不同等级的军事设施规模和建筑物的配置，以及戍守官兵的组织、装备、出勤、日数、报警联防、身份证和通行证制度，士兵生活，还有经济、民族、宗教等均有真实的记述，弥足珍贵，是研究汉朝历史，尤其是长城历史必不可少的档案史料。在长城地区的文化带里，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诸如敦煌、云冈、麦积山、万佛堂石窟壁画、雕塑；北京地区保留的元代居庸关云台、金代的卢沟桥以及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遗址与出土的文物等，都体现了文化交流的特点，同时也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的辉煌。另外，长城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长城许多关隘的券门上有不少雕刻和装饰，不管是砖雕还是石刻，其工艺之精湛，装修之富丽，足可以与一些皇家和王府的工程相媲美。因此说长城是世界上伟大的杰作，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长城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自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诸国之后，遂开辟了我国东起汉朝首都长安（今西安），西到大秦（地中海东岸一带）全长2万余里的著名交通干道，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的“丝绸之路”。自此我国和中亚、西亚等国进行的物资和文化交流多取此道。一二千年来，中外友好使团频繁往来于这条古道上，中外文化在此融合、交流。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功绩是巨大的，意义也是深远的。
自从长城诞生以来，长城就以其雄伟的气势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守边将士、诗词名家、帝王将相以及民间百姓等，以长城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其中有民歌、神话、民间传说等，尤其是诗歌诗词相当多，内容十分广泛。有描绘万里长城的雄风，咏唱万里长城的壮美，也有无情揭露鞭挞统治阶级役使兵民筑城的酷虐残暴及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等等。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吟咏长城的第一篇秦朝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柱”！这首揭露秦始皇暴虐无道、充满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民歌，被魏晋之际的哲学家杨泉引入《物理论》，后又被郦道元转引入《水经注》得以保留下来并流传至今，因此弥足珍贵。这首唯一遗留下来的秦代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作品，开后世历代诗人歌咏长城的先河，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功不可设。
自秦以后，歌咏长城的诗词占有首要地位，其中唐代的“边塞诗”尤为典型。这些诗篇与长城的修筑与保卫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的歌咏长城关隘雄伟壮丽，筑城工匠的勤奋智慧；有的写怀念远人、悲欢离合的内容。文辞有悲壮，有缠绵，有哀怨，有欢欣，题材广泛，格调生动，形式多样。例如汉代蔡琰《胡笳十八拍》中有“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之句，写出了怀念亲人那断肠哀切的心情。唐代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则直抒胸臆，赞美、讴歌长城。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则写出了戍边征战，关山行旅的兵民之苦。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均是以长城为题材而书写的，是长城历史与风情的真实画卷。
唐以下的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均有不少诗人词人名人，路经或登临长城，有感于长城的修筑、作用，以及长城两侧的壮美河山等，挥毫写出了名篇佳作，迄今仍广为流传，大大丰富了长城文化的宝库。
